――贪官忏悔录里的人生百味

　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空前，伴随着一批批贪官的落马，围绕贪腐的报道跌出，同时公开了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的《忏悔录》。记者梳理中纪委网站“以案警示”栏目，选摘了其中18位贪官的忏悔录，在这里他们回忆了自己的贪腐史、剖析自己逐渐堕落的原因，有深深的悔恨，还有对人生感悟。

　　在阅读这些贪官的忏悔录时，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开头，“我出生在****的家庭”、“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母去世早”……不可置否，那些对于人生开篇的说辞，或多或少有博取同情的意味，但不得不承认，跌落前他们往往都有着一部奋斗史般的前半生。

　　“在我51岁生日当天，我被省纪委调查，这是我人生的转折，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这是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忏悔录的第一句话。很多贪官和他一样，从巅峰坠落，人生的转折看似只在这一瞬。案发前，他们是鲜亮的、能干的、优秀的；案发后，人们才发现光鲜背后已被贪婪侵蚀地千疮百孔。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上的“转折”，伏笔却是早早埋下。“由开始的逢年过节接受礼金，到后来的为人办事收人钱财。收受的数额也开始由少变多，胆子也越来越大。”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忏悔录里的这句话，恐怕是很多官员走向贪腐的真实写照。虽然饱读圣贤书的他们一定明白“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的意思，但在现实中，从小节失守几成贪官路上亘古不变的前奏。

　　心态的变化也常常成为官员思想变化的催化剂。“看到一些同事，他们坐的车比我好，穿的衣服比我好，进高档酒店的机会比我多，家里住的房子也比我好，于是产生了一些不正当的想法。”江苏省新沂市农机局原局长马树刚如是说。“过度看重自己在事业发展中的贡献。放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总觉得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天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金建平也在忏悔录里表达这样的心态。

　　当然，忏悔录里更多的是“对不起”。“我对不起党多年来的教育，对不起上级组织的培养，对不起年过八十白发苍苍的父母，对不起妻子、儿子，对不起兄弟姊妹，过去他们以我为荣，现在他们以我为耻。”贵州省公路局党委原书记周金毅在忏悔录里，一连五个“对不起”基本涵盖了那些贪官们“对不起”的对象。在这里，可以读出他们深深的悔恨。

　　身陷囹圄，终大彻大悟，贪官在忏悔录里长吁短叹，感悟人生。“金钱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现在才认识到金钱和权力都是身外之物，平平淡淡才是真正的人生。”这样的顿悟虽然迟了些，但愿可以敲响其他官员的警钟。

　　记者摘录了这18名贪官惭悔录里的文字，透过字里行间感受那些挥不去的悔恨和人生百味，以警后人。

　　在我51岁生日当天，我被省纪委调查，这是我人生的转折，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一套套房子的来源背后的细节、转移资产的清理、对每件物品的回忆，数量之多，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收受了他人这么多的东西。在人证物证面前，自己对暴露出的潜藏在内心中的私欲和对金钱财富无休止的追逐的贪婪，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

　　生活给予我们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实际需求，金钱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为了钱财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十分懊悔，十分痛恨自己过去的行为。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

　　他们送的上万、几万的礼金，我认为是人之常情，礼尚往来，忘记了收受超过5000元的礼金都属违法；明知道他们的行为都是违法，也不管不顾地帮忙打招呼，对他们送来的钱也肆无忌惮地收了。

　　我就这样像青蛙一样，在逐渐升温的水中舒舒服服地走向“死亡”，完全丧失了反应机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我对不起党多年来的教育，对不起上级组织的培养，对不起年过八十白发苍苍的父母，对不起妻子、儿子，对不起兄弟姊妹，过去他们以我为荣，现在他们以我为耻。痛定思痛，后悔已晚，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党纪国法的惩罚。

　　―贵州省公路局党委原书记周金毅

　　原来的工作丢了，热爱的警服没有资格穿了，还将有一段时间尽不了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后悔莫及，心痛不已。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思想有所改变，行为作风就跟着改变了，连犯的错误也在不断变化。刚开始收“红包”时还极不自然，后来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从过年过节收“红包利是”，到后来发展到替人办事收受别人贿赂；从以前为别人说情处理一些治安案件而考虑再三，到在“3?23”案件中自己一意孤行，失职渎职、徇私枉法去干预案件处理。

　　―广东省英德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粤东北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渴望走出大山。

　　随着地位的变化，贪念和私欲随之而来。自从到省财政厅工作以后，特别是手中有了一定权力以后，奉承、巴结的人多了，自己开始飘飘然，放松了警惕，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风气见怪不怪，也使一些心术不正，有求于我的人钻了空子。

　　―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

　　我平时不注重培养正确的生活情趣，贪图享受、贪图安逸，客观上加大了自己对金钱的贪婪和追求。在业务交往中，在金钱诱惑面前，把持不住自己，被拖入泥潭。我对不起我的妻子，以后她还要一个人撑起一个家；也对不起我的儿子，一个成绩优异的中学生，或许高中毕业时，大学毕业时，或许他长大成人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他，也不知怎么面对他；也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吃尽苦头，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当上领导，在他们需要照顾时，我却离开了他们，或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人生长河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良好的生活情趣、健康的家庭美德是一个男人的立身之本。

　　―浙江省平湖市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张凯洲

　　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我从一名知青考上大学，步入省委机关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步一步走上了地厅级领导岗位。

　　由最初接受他人钱财时的紧张不安，逐渐变为后来的习以为常；由开始的逢年过节接受礼金，到后来的为人办事收人钱财。收受的数额也开始由少变多，胆子也越来越大。但这些违纪违法行为，都被我自我安慰地定为“正常的人情往来”，我在自欺欺人和心存侥幸中，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罪人。

　　过不了多久我就60岁了，本该回家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能判多少年我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狱也不知道……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

　　我1959年4月出生在天津农村一个教师家庭中，全家总共六口人，因为母亲没有工作，生活的来源只能靠父亲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生活十分艰难

　　我是靠国家提供的助学金和全家人节衣缩食才读完大学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党和国家为我这个穷孩子的成长搭起了天梯。

　　过度看重自己在事业发展中的贡献。放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总觉得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再加上这些年与央企、港澳企业接触，觉得付出的差不多，收入却十分悬殊，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这也是自己走向犯罪的原因之一。

　　―天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金建平

　　我的父母去世早，我是长子，长兄如父，过去家里很穷，弟弟妹妹也吃过不少的苦，而兄弟姊妹的感情比较深，在这种亲情的左右下，我没有把握好自己，开始走向了犯罪道路。我的主要犯罪事实是为我的弟弟妹妹打招呼，捞取经济利益，希望他们过好一点的日子。

　　少一个人犯罪，就多一个家庭的幸福。这段时间，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想书生报国，却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想得最多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本应该给他们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而且我也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由于我的犯罪连累了他们。在这一点上我感到特别后悔，特别对不起妻儿。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冯伟林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一人把我们四个兄妹抚养成人。

　　世界上根本没有免费的午餐，给自己送钱的人并不是我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其实是金钱和权力。现在看透了，可是太晚了。

　　―新疆库尔勒原市长艾山江?尕依

　　我有一个极端错误认识，协会资金不是国家财政拨款，是我带领工作人员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这种极端认识助推我走上了犯罪道路。

　　回想工作以来走过的路程，自己几乎是法盲，总以为不会犯法，在犯罪道路上认识不清，思维模糊，每次伸出罪恶之手窃取协会资金时都抱有侥幸心理，一方面觉得做得隐蔽，协会资金积累量大，闲置不用，工作人员是按指示办事，价格又比市场低，很难察觉；另一方面自认为各种关系处理较好，有事求求领导、朋友，说说情就过去了。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所犯罪行迟早会被发现、查处、制裁。

　　―中国畜牧业协会原秘书长、全国城市贸易联合会原副会长沈广

　　看到一些同事，他们坐的车比我好，穿的衣服比我好，进高档酒店的机会比我多，家里住的房子也比我好，于是产生了一些不正当的想法。认为在这之前不拿国家的钱，不收别人送的礼，自己吃亏了。自己的私欲之门从此打开了。

　　对于人生的几笔账，其实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很明白，还是由于放松了对自己的改造，放松了做人与为官的底线，以至于铸成今天的大错。”

　　―江苏省新沂市农机局原局长马树刚

　　工作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在不断弱化；生活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越来越突出。这是我产生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总根源。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瑞丽任职时间的推移，思想中考虑“进退留转”“名和利”的时候多了。遇到群众利益与老板们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也往往是指责群众不顾大局，维护老板们利益的时候多，为人民谋利益变成了为企业家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全心全意为企业家服务。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

　　今天才真正懂得生活、生命、自由。我悔恨为什么会有今天，一家人能团聚是多么好啊。一个人，几十年，都已60的人了，钱有那么重要吗？失去了自由的时候，才感觉到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听到窗外的鸟叫声，是真的亲切。鸟能飞来飞去，而我却不能离开这七步之门。

　　―江苏省南京浦口汤泉街道瓦殿社区书记朱邦财

　　我错了，把群众的信任和手中的权力当做个人威望，不该向群众撒威风。我很后悔，现在才认识到金钱和权力都是身外之物，平平淡淡才是真正的人生。为官，还是有些约束好。

　　―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白湖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周松林

　　以往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觉得在灵魂深处，自己是自私透顶的。收点钱表面上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开销，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为了让家人、朋友觉得自己有出息，为了那种虚伪自尊心的满足，我拜倒在金钱的脚下，酿成了今天的大错。

　　―福州市水政监察支队原副支队长谢某

　　我在这次“中医院事件”中犯错误，摔下悬崖，粉身碎骨，主要是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平时谨言慎行，这次只是偶尔为之，却不知一失足成千古恨。

　　―台州市卫生局原副局长叶再寿

　　我对他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与同志间缺少沟通和交流，处事唯我独尊，听不进不同意见，虚荣心极强……工作中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没有分清是非，愧对组织给我那么多的荣誉。

　　―台州市中医院原院长李秋根

　　我收了人家的财物，一方面是碍于面子，多次拒绝后再拒绝不好意思，不够面子；另一方面对卫生系统中的潜规则缺乏深刻的认识，认为大家都在拿，医生都在拿，我拿点小东西不算什么。

　　―天台县卫生局原副局长陈杰

一、落马高官的非常生活

1、“双规”期间压力最大

对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而言，他的梦魇始于衡山马勒别墅酒店。这座尖顶红瓦，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在2006年上海社保案调查期间被中纪委专案组征用。

随后，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电气集团前副总裁韩国璋、宝山区原区长秦裕分别被双规……2006年9月24日，陈良宇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后，随即被“双规”。

一般而言，“双规”地点都非常保密，其选址也非常考究。地点需僻静，外界人员来往少，吃住条件比较方便，招待所、宾馆、培训中心等都经常被作为“双规”地点。

而如果被“双规”的人员和案件在当地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或者在当地影响很大，有可能干扰调查时，还会对被调查者实行异地“双规”。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双规”期间，被调查的官员不许与外界接触，无法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哪些已东窗事发，哪些已铁板钉钉，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他们心理压力非常大。

“如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被‘双规’后，情绪紧张，夜间心律最低每分钟31次。”李永忠说，由于他曾患有心衰、房颤和高血压等病，调查组赶紧安排他住院治疗，医院为其安装了最好的心脏起搏器。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王乐毅身体才恢复正常。

因为压力大，官员在“双规”期间试图自杀的事情也有发生。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在“双规”期间就曾试图自杀，但未遂，因为纪检机关做了有效的防范措施。

为了保证被调查人员的安全，“双规”安全组首先要求尽量将被调查人员安排在一楼;在陪护室、办公室、谈话室、过道以及卫生间等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加装防护栏;电源线路一律实行暗装，不能裸露在外;卫生间的门不能有反锁条件，确认卫生间各悬挂点是否已被消除等。每“双规”1名涉嫌重大案件的官员，一般会有早、中、晚三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2、高官翻供并不罕见

“一些高级别的官员，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法律程序上更会注意。”韩嘉毅认为。

尽管如此，有律师向记者透露，诱供、软暴力等情况仍存在，这与官员级别并无必然联系。

曾经代理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案的律师莫少平告诉本刊记者，大多数高官的案子在前期都有“双规”阶段，“就是指定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这个阶段，由于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律师没法介入”。

莫少平记得，他在秦城监狱见到刘志华时，刘告诉他，之前向纪委交代的一些情况本不属实，是由于“双规”期间对方说“你这点儿事算什么，都说吧”。

于是，庭审时，刘志华有翻供表现。

“当事人在法庭上翻供的情况很常见。”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方起向本刊记者透露，有些官员会说自己受到软暴力逼供。所谓软暴力，就是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等等。这种情况往往查不出证据，因此很难被审判机关采纳。

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老刑诉法中“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询问”这一条并未去掉。莫少平认为，这两点实际上是矛盾的。“刑讯逼供之所以普遍存在，一是因为立法上的缺陷，二是侦查机关仍然认为口供是证据之王，好像拿不到口供，案子就没法判一样。”

（摘于搜狐财经责任编辑王洪宁）

二、天灾人祸的贪官落马

1、“离”出来的贪官

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以后,在外包养情妇,为达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坚决要与妻子离婚。其妻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检察机关顺藤摸瓜,把张学峰“揪”了出来。张学峰后因受贿等罪被判处死缓。其实,按照张学峰的生活“理想”,他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结婚离婚,即使这一次其妻不告发他,等到下一次另一个妻子“红颜一怒”时,他怎么逃也逃不过那种“桃花劫”的命运。幸运的是,这一次要“离”时还捡了一条命,要是下一次再“离”时,肯定是死有余辜了。

2、开车蹭出贪官

2010年4月8日傍晚，河北省高院副院长刘宏所乘小车与一女士所驾小车发生无意轻微刮蹭，被女士丈夫一拳打地磕在硬物上死亡，一下跳出四个女人抢遗体，她们都持有与该院长的结婚证。刘宏家产过亿，涉及房地产开发、店铺租赁、建筑施工、高速公路服务区施工……

3、“偷”出来的贪官

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原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偷去裤子,小偷拿走里面的现金后把裤子扔掉了。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总金额达42万元。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接着,胡方瑜在长顺县政协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不到1小时,就被纪检机关宣布进行“双规”。后来,胡方瑜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三、贪官们不为人知的痛楚

1、贪念促使的胆怯

贪官之所以“藏赃”，首先是其贪婪之欲使然。他或她在得到那些不义之财后，当然想“保险”地占为己有。一个人的贪欲一旦打开缺口，就会贪得无厌，其“胃口”会越来越大，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是担心会失去这些钱财，也就越要想尽妙法“藏赃”。当下一些贪官，藏不义之财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重庆第一贪”、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卫生间8个纸箱里装的竟全是百元大钞；赣州第一贪、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把贪污受贿的钱藏到特制煤气罐里；重庆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文强，将两千万元现金赃款用油纸包住沉入一口鱼塘之中；天津市塘沽区原副区长姚建华，把大量的金饰、人民币、美元和存款单放到了鱼肚子里、纱门和废旧纸盒的夹层里以及用水泥封闭的烟道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把赃款用层层塑料纸包装后，分别藏在树洞灰堆、稻田里及屋顶的瓦下，有的甚至藏在粪坑里；淮海工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原总经理张晋陆，竟将存折放在自己办公室对面女厕的排气扇里。可见，“贪官藏赃”的本质，是为了“护赃”。

贪官之所以“藏赃”，当然也与其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关。腐败总是不得人心的。怒潮滚滚，法网恢恢，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任何腐败分子终也逃不脱正义的惩罚，这是历史的定律。那些个“藏赃”者，虽然一时未被发现，但当其看到一个个贪官被查处，多少也会被触动，尽管他们之中不乏持有侥幸心理者。常言道，鱼为诱惑而吞钩，人为贪婪而落网，当权力被金钱诱惑的时候，掌权者可能未必意识到“伸手后果的严重性”，但“夜深人静”之时，恐怕也会“想想后怕”的。另外，还有人“藏赃”，是为了“躲风头”，即梦想等自己从位子上“退”下来后，再来用这些“赃款”。如此“藏赃”心态，使一些贪官惶惶不可终日，又有什么奇怪的？

2、“藏脏”是一种精神折磨

“藏赃”，既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又是一种精神“折磨”。多少年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之老话，已被无数事实所验证。与其费尽心机“藏赃”，最终还得“露赃”而受到惩治，还不如老实做人，克服非分之想。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本分。超越这个本分，产生非分之想，就很值得警惕。因为一旦有了非分之想，手中的权力就可能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应当说，一些干部刚走上领导岗位时，心态是平和的、务实的，大多能做到勤恳踏实、清正廉洁。但看到社会上一些人挥金如土的派头，想到自己付出很多获得很少，心理便逐渐失衡，于是便产生非分之想。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少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因而常常成为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追逐目标，金钱、美色等的诱惑也比较多，如果把持不住自己，很容易走上歧途。因此，消除非分之想，关键在于慎始，从一开始就不要助长不良念头。“一念过差，足丧生平之善；终生检饬，难盖一事之愆。”抵制诱惑，克制自己，清清白白做官，何必在“藏赃”中过日子？

四、本网律师说法

官员们的道路上总是会遇到重重诱惑，不断地诱引着官员们的贪欲。站在选择的路口稍有不慎，将会是跌落深渊。而为何，在当今的社会有如此的贪官仍然选择铤而走险？不是很多官员不怕，而是他们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一种侥幸心理在作祟。这正如吸烟的人，绝不会为了避免自己换肺癌而停止吸烟。

而从社会的层面讲，为了减少贪官的增多，我们就得加强官员的法制教育，让他们更多地了解贪官的不幸下场。对于贪污腐败的现象，应该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对于触犯者严惩不贷。只有当意识到了所为的高度风险性，人还会退之三舍，望而却步，不然反腐倡廉将会永远成为我们说不完的话题。

落马贪官的“双面人生”

十八大以来，贪污腐化高官相继落马，他们的“双面人生”也曝光在人们的目光下。一面是勤勤恳恳、废寝忘食，一面则是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不管他们的“双面人生”演得多么入戏，只要触碰法律底线，最终也难逃落入“法网”的命运。

案例一

刘铁男

A面：“玩命干工作”

B面：“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

1954年10月，刘铁男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原本工资不高，还要接济老家的兄姐，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这种苦日子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拼搏精神，也让他萌生了过富裕生活的欲望和做人上人的愿望。

这种意识在一定时期促使他“玩命干工作”，“每天除了睡觉就在办公室待着”。他的吃苦、能干也得到组织认可，多次赢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判决前夕，谈起他熟知的产业和政策时，刘铁男称“我在产业政策方面卡得很严，咱国家的装备一定要走国产化道路……可是，当谈起他的受贿问题时，刘铁男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贪婪和私心。

“一听说你搬家，立刻就有人扑上了，要给你送红木家具等等，这么贵重谁敢要啊。”刘铁男一直认为自己抵御能力强、办事坚持原则，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不给接近的机会。然而，在花费100多万元为自己的房子装修和购置家具时，他却通过下属主动要求私企老板全权代办。

甚至，他利用其子刘德成收受商人的贿金，唱起“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的“父子二人转”。判决书显示，刘铁男案涉及的3558万余元财物中，通过刘德成收受的达到3400余万元。在采访中，刘铁男表示，这样做只是“想多帮帮儿子”。

欲望过多，什么都想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既想对外保持一个坚持原则、清廉正直的形象，又在私下里放纵自己的欲望。“一心多用，颠倒梦想的日子让我活得很不真实，也很累，到头来毁了身体，害了自己，害了儿子，害了妻子，更给组织造成了恶劣影响。”在矛盾和扭曲中挣扎的刘铁男终于扯下了那张沉重的面具。

【警示】

随着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人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党员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对待名利、地位、权力，才能对一些重大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才能战胜形形色色的错误理论和思潮，才能让正念占据心灵高地。

　　案例二

倪发科

A面：有能力、有魄力

B面：爱玉成痴，频收“雅贿”

现年60岁的倪发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走上副省长的岗位。他被当地人评价有两个突出特点：“有能力、有魄力”和“爱玉成痴”。

倪发科从芜湖开始仕途，1999年调任安徽六安主政一方，历任行署专员、市长、市委书记。2008年，倪发科当选安徽省副省长，直至5年后落马。

作为副省长，倪发科还有多个社会兼职，安徽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是其中颇不起眼的一个，却暗示了他的爱好，也是他主要受贿领域。

2014年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转发《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称，倪发科喜欢玉石“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文章称，倪发科“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

短短几年间，倪发科成了资深玉石收藏家，藏品之丰富可开办玉石展。但这些玉石的来历，却并不那么“高雅”。办案人员调查，在倪发科的玉石收藏中，有很多来自商人、老板的“雅赠”。

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倪发科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在他的“明示”与“暗示”下，多名老板四处“淘宝”，以投其所好。根据中纪委为期数月的调查，倪发科收受的玉石占到了其受贿总额的近八成。12月15日的庭审显示，倪发科先后49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玉石、现金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00余万元。

落马后，倪发科承认，自己爱好玉石，觉得玉石是一种“高雅、文明、保值增值、掩人耳目的权钱交易”载体，满足了“我对它现实价值的贪欲”。

【警示】

“好”而有度，能给你带来享受，带来快乐。“好”而无度，它也能给你带来灭顶之灾，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噩梦之中。所以，奉劝天下所有为官者，应当谨记“君子各以所好为祸”，千万别让你的所好成为祸害你命运、危害你幸福的恶性肿瘤。

案例三　

武长顺

A面：亲民、勤政、“接地气”

B面：“发明家”凭借专利敛财

　　1970年，16岁的武长顺参加工作，进入交警队当了民警。此后，他在公安系统一干就是44年。“我从民警、副班长、班长，副队长、队长，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一级一级地干起来，没有‘下过跳棋’，都是‘象棋’，一步一步地走。” 武长顺这样评价自己。

武长顺一贯给外界“亲民、勤政”的形象。2003年，武长顺调任公安局任局长伊始，即在天津市全面推行“局长接待日”，接待上访群众。至被调查前，武长顺坚持了上百场。天津一位出租车司机也表示，“武长顺每年都会开座谈会，亲自接待我们，反映的问题也会当场落实解决。”

同样，政法系统的工作人员眼中的武长顺也是一个“接地气”的领导。政法系统一位听过武长顺的业务课的干部称，“他官话很少，有时候还用天津话讲一些笑话，没什么架子。”纪检系统一位干部也表示，纪检部门组织的会议，武长顺都会亲自到会，规规矩矩签字、听会。“有些局的领导经常让副手或者秘书代开会议。”

此外，武长顺还是“学者型官员”和“发明家”。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武长顺完成了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并于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他撰写并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十余部专业论著。他还申请了35项专利，其中34项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

1999年后，武长顺部分专利被大规模用于天津的交通领域。梳理公开报道，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的专利至少有5项被用于天津的智能交通建设、公安移动警务系统、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当中。据报道，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

其中，武长顺发明的“12型”信号灯的专利权属于天津公安交通管理局。《专利法》规定，专利所有权属于单位或公司的，专利推广应用后，发明人一般可获得2%到3%、最多不超过5%的报酬。但沈亦可说，具体操作过程中，双方可另行约定报酬。

据报道，武长顺治下的天津交通，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一直是重中之重。《2010年天津市道路交通的管理规划》中，关于天津市道路交通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资金结算总计为22.9亿元。

而正是借着发明专利的契机，武长顺陷入了贪污腐败的漩涡。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

【警示】

权力与金钱勾连，必定导致腐败。不管权钱交易演变出多少花样，披上多么合法的外衣，在法纪面前不过是欲盖弥彰。面对名目繁多的金钱诱惑，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心存侥幸，打法律的“擦边球”。

案例四

李春城

A面：“政绩”卓著，多次发表反腐倡廉“高见”

B面：“不问苍生问鬼神”

自1998年担任成都市副市长起，到2011年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成都主政13年。这期间，成都市政建设发展迅速：两次大规模旧城改造，启动城乡统筹，将成都南扩、东进等。此外，彭州石化也开工建设。

在廉政建设方面，李春城在担任成都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发表反腐倡廉“高见”。他曾提出“要着力抓好党风廉政方面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

然而，在“正面”形象背后，却是公权私用、贪污腐化的李春城。

公开信息显示，李春城的妻子曲松枝，在2003年以前，只是成都一家医院的普通工作人员。之后一路升迁，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前，已身居卫生局科技处处长；震后，成为成都红十字会副会长。2010年2月，在成都市红会第八届理事会上，时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担任成都红会名誉会长，曲松枝当选常务副会长，成为该红会实际掌权者，并成为四川省红十字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此外，中纪委通报，李春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记者调查发现李春城许多“政绩”的背后，都有这方面的涉案的线索，涉及其弟李春明、紧随他到成都的“哈尔滨帮”、本地商人汪俊林、邓鸿等人。他们的触角涉及征地拆迁、土地开发、政府工程、市政交通等多个方面。

在中纪委的通报中，除了通报李春城受贿渎职外，还包括了“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媒体称，李春城曾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并花费千万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他还对民间算命先生言听计从，在成都市行政中心的项目启动中将其建在污水处理厂附近；当一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他又安排道士作法驱邪。

李春城是在2012年12月初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当时他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一年时间，而在此前一个月，李春城刚在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他也成为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名省部级官员。在经历了近17个月的调查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警示】

作为官员，“不问苍生问鬼神”，未必只是信仰迷失的问题，其背后或许就连着腐败。基于此，有关部门在进行科学精神普及时，也应对官员“迷信”加以警惕，既要循着问题官员的腐败行为查“是否迷信”，也要以迷信为线索，深究有些在位官员有无问题，打通“遏制官员迷信”与反腐的间隔，通过约束机制的补全，规避一些官员迷信的种子长成“腐败硕果”。

案例五

魏鹏远

A面：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班

B面：家藏赃款2亿元人民币

魏鹏远长期在发改委煤炭处工作。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魏鹏远由煤炭处处长升任为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

今年5月，媒体报道，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报道显示，魏鹏远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在2014年1月9日。当时，魏鹏远与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财政部税政司等部门领导一行九人，在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局长乔乃琛陪同下，到岱庄煤矿调研。

据多方证实，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另有知情人透露，魏平日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班。

10月31日，最高检回应了魏远鹏家中搜出亿元现金的传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表示，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